研究生論文畢業(yè)答辯和向學術雜志投稿時經常得到的反饋意見是“學術理論性不強”或“理論深度不夠”。

當然，何謂“學術理論性”，“學術理論深度”怎樣才能算是高，實際上是學術成果評價中最有爭議、因而也最困難的問題。但話又說回來，“學術理論性”或“學術理論深度”確實是評價一項學術成果特別是學位論文的關鍵性指標，絕不是可有可無或漫無邊際的東西。筆者做過十年《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的理論編輯，后來又到山東大學政治學院教了十年的書，因而對學術論文的寫作慢慢有了一些心得（至少自己感覺如此）。在此，筆者愿將自己對這一問題的一些想法加以系統(tǒng)闡述，從而與大家分享。在本文中，筆者將結合政治學論文的寫作討論三個相互關聯(lián)的問題：如何理解論文的學術理論性、方法論與研究方法、論文的選題與結構安排。

一、如何理解論文的學術理論性

應強調指出的是，筆者在這里討論的僅僅是論文的“學術理論性”本身。這其中既不蘊涵對論文的其他性質比如“學術傳播性”、“實踐應用性”等的貶抑性評價，也并不認定“學術理論性”高的論文就必然具有其他方面的積極性質，盡管能夠做到“多位一體”的那些論文自然是學術論文中的“上品”?；谏鲜銮疤?，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討論論文的“學術理論性”。

第一，“學術理論性”的判定尺度包括研究性議題、學術性話語和理論（范式）視角?？梢哉f，判定一篇論文的學術理論性，最先要看它所選擇的研究議題的性質、所使用的話語的學術化程度和是否具有一個明確的理論視角（范式）。

論文的研究性議題歸根結底來自于社會實踐，但一個具體的或鮮活的社會現象要想成為一個學術研究性的議題，需要經過十分復雜的理性思考與理論凝練過程。對于這個問題，我們在分析選題時還要進一步展開討論。在此需要明確的是，具體的社會現象只有經過一系列加工提煉后才能成為研究性議題。舉個例子說，中日關系研究或中日關系最新進展研究都很難說是一個嚴格的學術研究性議題，而中日關系演進中的“歷史遺產”因素研究就是一個明確的研究性議題。這方面需要澄清的是，許多同學認為只有純理論性的現象或問題（比如建構主義流派及其觀點）才能成為學術研究性議題，而那些與現實聯(lián)系密切或實踐性較強的問題（比如奧運政治化）則不會，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更有甚者，一些同學將價值觀念推延到研究性議題的認定，比如認為左翼政黨研究是比極右翼政黨研究更好的研究性議題，這更是無稽之談。

論文的學術性話語很有些類似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的所謂“行話”，也就是“見什么人說什么話”和“到什么地方說什么話”。

這既是指一般性的學術化語言表達方式（而不是口語化、通俗性的語言表達方式），也是指各個學科、各個議題研究過程中逐漸被學者們公認的論域、范疇、概念、甚至習慣性用法（包括一些簡略語）。需要強調的是，這與追求或鼓勵一種文辭上的艱深或晦澀無關，而是說學術論文寫作者必須遵循一種圈內可識別的話語，從而使相互間的理解與對話成為可能。筆者并不否認“深入淺出”、“大道至簡”之類格言的合理性，但更強調通用學術話語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比如對一個歐洲政治研究者來說，“歐洲聯(lián)盟一體化”和“歐洲一體化”絕不是可以替換使用的詞匯，準確地說，前者根本不是一個科學的術語。

論文的理論視角（范式）是指一篇論文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觀察分析所探討議題的理論工具。

這個理論工具可以是你自己創(chuàng)制的，也完全可以是借用他人的，但必須是明確存在的和清楚意識到的。這方面的最明顯體現是我們經常看到許多論文都有一個副標題，“城市可持續(xù)性：以英國城市為例”或“增長經濟對中國的生態(tài)影響：生態(tài)社會主義視角”，目的就是強調一篇論文所遵循或借助的理論視角（范式）。再比如，對歐洲一體化或歐盟政治的研究，既存在著比較政治學與國際關系理論兩大不同學科視角之間的差異，也存在著聯(lián)邦主義、新功能主義、（自由主義）政府間主義等不同理論流派視角之間的分歧。在筆者看來，即使一篇10萬字左右的博士學位論文，也不應當采取兩個甚至更多的理論視角（范式），而這方面往往存在的一個問題——并非僅僅對研究生而言——是如何將某一個理論視角貫徹到底。比如，一篇論文本來確定的是分析中日關系發(fā)展中的“歷史遺產”因素，但在寫作過程中經常不自覺地就把其他方面因素引入文中。

第二，“學術理論性”的基本內容是理論假定的構建與經驗證實。任何一個理論（theory）都始于一個（或某些）特定前提（precondition）下的理性假設(assumption/hypothesis)，結束于對這樣一個理論假設的證實或證偽（當然一般是證實）。也就是說，任何一項學術性研究的基本任務都是致力于驗證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一個理論假設。

這意味著，一方面，它要借助研究者的理性分析能力切斷某一社會政治現象所處其中的紛繁復雜的多維度相互關系，而只對準其中的某一個或少數幾個方面。這被選中的某一個或少數幾個方面構成了學術研究設定的相互關系，而那些沒有被選中的關系方面則構成了前提性因素。舉個例子說，中日關系發(fā)展當然取決于許多方面的因素，但為了研究的方便或基于對其重要性的判斷，我們可以選擇其中的“歷史遺產因素”，從而證明它是（或不是）當代中日關系發(fā)展的真正影響性因素。這很有些像“政治體制”（political system）概念，它的要義并不在于可以讓我們聯(lián)系到像憲制、議會兩院、政府內閣這樣的機構實體，而在于要求我們認識到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制度多多少少都是某種程度或意義上的理論抽象。

另一方面，被選中的某一個（或少數）關系方面就構成了一種變量關系，即變量A與變量B（有時也許還包括C或D）之間的關系。前者是所謂的因變量，后者是所謂的自變量。需要指出的是，一是這種變量之間的關系可能是一種因果關系，也可能僅僅是一種相關關系，而相關關系與因果關系之間既不是一回事，也不存在絕對性的鴻溝（這不是我們在此討論的話題），二是變量關系中自變量與因變量的數量問題。在筆者看來，因變量作為研究對象當然只有一個，但自變量的數量也宜少不宜多。自變量數量的增多可以增加一個理論的包容性或普適性，但也往往使得理論的解釋力和內在一致性成為問題。還是看中日關系研究這個例子，如果嚴格局限于“歷史遺產因素”，我們往往比較容易得出一個十分明確的理論判斷，反之，我們也許可以更圓滿地解釋中日關系發(fā)展的現實，但也會變得難以判定“歷史遺產因素”的真實影響，而且還會涉及如何評價不同因素在其中的不同作用的問題。

如果一個理論假設得到了經驗數據的證實，就可以成為（稱為）一種理論。因而，學術研究中真正意義上的理論是指研究者對有關假設關系的設定及其證實，而不是對某一個現有理論流派及其代表人物觀點的簡單羅列和套用。當然，作為一種科學的理論，它不僅可以闡明明確的適用環(huán)境與條件，而且可以在變化了的環(huán)境與條件中被修正和補充。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普遍性的理論都必須聲明自己的限制性條件。就此而言，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性理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是如此。

第三，“學術理論性”的實現手段是概念界定、理性判斷和推理過程。如果上述分析能夠成立，我們就比較容易達成如下共識：提高“學術理論性”的基本手段是對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適當運用，或者說主要是一種邏輯思維過程。

一篇論文的寫作往往是基于很現實的原因，比如對某一個社會政治現象的觀察與感受，或者來自某一雜志社的約稿，但該論文的學術理論性則必須依賴于一個系統(tǒng)而獨特的理論分析框架。而要構建這樣一個框架，我們必須首先從某一個核心概念的界定或重新界定開始，然后試圖設定某兩個（或多個）變量之間基于特定理論視角下的相互關系，隨后嘗試去測量和驗證這種假設關系的正確性，最后進一步對這種被驗證的關系或理論做出更大理論背景下的科學解釋或說明。如果這些方面在一篇論文中都得到了充分考慮和實現，那么，它的學術理論性自然就有了保證。反之，人們就會得出其“學術理論性不強”或“理論深度不夠”的判斷（當然是指在正常情況下）。

強調這一點，絕非是說實踐體驗或現實觀察對于“學術理論性”的提高無足輕重，而是說離開了獨特理論分析框架的建構“學術理論性”將無從談起。比如，歐洲政治研究者去過歐洲的已經有很多，而且許多人還不只去過一次，但大家不僅觀察視角與實踐感受十分懸殊，而且寫出或發(fā)表的論文更是相去甚遠（就學術理論性而言），邏輯思維方面的差異恐怕是更深層的原因。

二、方法論與研究方法

至少從歷年學位論文答辯的情況看，研究生們經常發(fā)生嚴重混淆的一個問題是方法論（methodology）與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之間的差異。在論文導言中，大家往往只是列舉所運用的個例與比較分析、定量與定性分析、實地考察與文獻資料分析等具體性研究方法，但卻缺乏一個明確的方法論意義上的設計。那么，二者的區(qū)別在什么地方，方法論設計對于一篇論文的重要性又是什么呢？

“方法論”設計是一篇論文關于研究議題、分析框架、研究手段和研究目標等方面的預先規(guī)劃與設計。換句話說，作為對一項已取得成功或實效的學術研究活動的報告與分析，論文必須交代清楚研究者所要探討的學術問題是什么（即明確界定與描述自己的學術問題）、準備通過一個什么樣的理論分析框架解決這一問題（適當理論框架的構建與設計）、在何種意義和程度上具備解決這一問題的條件（學術背景、客觀環(huán)境和主觀條件）以及這一研究能夠達到一個什么樣的預期目標（規(guī)范性認識還是經驗性判定等）。簡化一點說就是，研究者提出的問題是什么、你準備如何解決或回答這一問題、你所擁有的解決或回答這一問題的條件有哪些、你預期能夠將這一問題解決或回答到什么程度。

讓筆者舉兩個自己的例子。2002~2003年，筆者在哈佛—燕京學社從事了“美國綠黨政治比較研究”。

該課題論證時的基本想法是對美國綠黨政治與歐洲綠黨政治作一比較分析。因而，筆者提出的問題是綠黨政治在美國是否真的沒有政治前途，基本理論分析框架是在選舉政治的視角下看看美國綠黨能否像歐洲綠黨那樣逐漸實現在地方/州政治層面上的突破，研究手段上除了燕京學社所提供的學術資源支持，最為重要的是自己已經從事了數年的關于歐洲綠黨政治的研究經歷，而研究目標則是對美國綠黨政治的現狀與近期前景有一個大致的把握。

后來，這一研究方法論設計基本得到了落實，最大的調整是將美國綠黨限制成為馬薩諸塞州綠黨，使之變成了一個更為嚴格意義上的個例分析。2005~2006年，筆者在聯(lián)邦德國曼海大學歐洲社會研究中心從事了“歐洲化進程中的歐洲綠黨與歐盟民主研究”。該課題論證的基本思路是考察歐洲化進程中的政黨（歐洲綠黨）與歐洲聯(lián)盟制度框架的民主化發(fā)展之間的關系。為此，筆者提出的基本問題是不斷歐洲化演變的歐洲綠黨是否已經成為一個像國家民主政治中那樣運作的政黨，基本理論分析框架是對歐洲綠黨做一種像民族國家中政黨那樣的3個層面（綱領、組織結構和政治參與）的類比性考察，研究手段上德國洪堡研究基金提供了較為優(yōu)越的便利條件，而研究目標則是對新成立的歐洲綠黨作一種追蹤性考察與大致狀況判定。盡管實際執(zhí)行過程中仍然存在著一些遺憾之處，這一研究方法論設計得到了較好的貫徹。

相比之下，“研究方法”是一些服務于這一總體思路和方法論的方法，或者說是一些具體的研究方法。因而，在一篇論文中，對于研究方法的選擇來說，最為重要的是符合方法論意義上的整體性設計要求。也就是說，個例分析與比較分析、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實地考察與文獻資料分析之間本身無所謂優(yōu)劣高低，關鍵在于是否做到了恰到好處，能否綜合性地運用。

就前文提到的兩個例子而言，一方面，它們都運用了個例分析（馬州綠黨和歐洲綠黨）、定性分析（基本概念的重新闡釋與概念性描述）和文獻資料分析（綠黨政治文獻與選舉政治資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它們也在某種程度上運用了比較分析（美國綠黨與歐洲綠黨比較、歐洲綠黨與成員國綠黨和其他歐洲政黨比較）、定量分析（選舉政治中的相關數據）和實地考察（對綠黨會議、競選和議會政治參與的觀察）的方法?；蛘哒f，正是多種研究方法的綜合性運用，使得研究任務得以較順利實現。

因而，研究方法論設計和研究方法選擇是學術論文寫作中兩個不同的方面或要素。而筆者想強調的是，寫作一篇論文時具體研究方法的選擇與適當運用固然很重要，但至少同樣重要的是有一個成功有效的研究方法論設計。而且，忽視后者或后者不成功的一個直接后果往往是使論文的“學術理論性”受到影響。筆者依然清楚記得，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論文寫作”講座的第一堂課是從著名科學哲學家?guī)於鞯摹犊茖W革命的結構》講起，其核心就是一個科學方法論的問題。

三、論文的選題

與結構安排

筆者認為，學術論文寫作中另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是論文的選題與結構安排。嚴格地說，學術選題（academic question）既不是簡單指一個社會現實性難題（problem），也不是指一個公共討論的話題（topic）或爭論議題（issue），更不是指一個學術學科或分支學科名稱（比如政治學或國際政治、歐洲政治），而是對經過一番理性思考與學術規(guī)范化后的變量關系的理論設定與經驗考察。因此，應該很清楚的是，我們平時常說的“研究歐洲政治”或“研究環(huán)境政治”甚或“研究中國環(huán)境非政府組織”，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選題，而只是研究領域或方向的大致性描述。至少，在這些研究領域或次領域內，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學術論文選題。

一篇論文的選題至少要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或者說包括三個相互銜接的步驟：問題的確定、變量關系的描述、變量的指標化及其測量。

首先，確定準備討論的問題是不是一個真問題。這至少包括兩層意思。一是它是否包含著一對或一組變量之間的關系，也就是你能不能在這個問題描述后面添加一個問號。

比如，中日關系研究就無法做到這一點，因而不是一個真問題，而中日關系中的“歷史遺產因素”研究包含著后者對前者影響的假定，因而是一個真問題。二是它是不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這方面的判定顯然要困難得多，因為它要更多地依賴研究者的學術背景與判斷能力。人們有時說的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就是這個意思。

其次，準確而科學地描述變量關系。將學術問題轉變成為一組變量關系，看起來主要是形式的變化，但集中體現了研究者的理性思考能力與學術研究素質。比如，同樣是針對中日關系中的歷史遺產問題，不同社會階層人士和不同學科研究者的觀察視角與認識水平是很不一樣的，而且同屬政治學和國際關系學科的不同研究者也會有著不同的理解與概括，而只有那些能夠對此作出一種既規(guī)范又新穎提煉的學者才能從事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將兩個基本變量（自變量和因變量）指標化,使其可以測量。為了研究的順利和方便，我們必須盡可能使變量分解成可以分析和測量的指標，所謂可以分析更多是指規(guī)范意義上的，而所謂可以測量更多是指經驗意義上的。比如，歐洲綠黨這一變量可以指標化為理論綱領、組織結構和政治參與等三個指標，而其中的政治參與指標又可以具體化為歐洲議會代表數量、歐洲議會選舉結果、歐洲議會決策參與水平等幾個可以定量描述的側面。

規(guī)范而科學的學術選題，不僅意味著一個良好的學術研究和寫作基礎，而且大致決定著一篇論文的結構安排。一般來說，論文的結構可分為如下幾部分：方法論設計特別是關鍵性概念的界定（重新界定）和理論分析框架的構建、問題的確定與描述、經驗性事實與數據和理論性闡釋?？梢哉f，選題的科學性與規(guī)范性不僅與論文結構的前幾部分直接相關，而且對于最后部分的理論性闡釋也有著重要影響。再舉一個筆者寫作的例子，《當代歐洲政黨政治：選舉向度下的西歐社會民主黨研究》一書，目的是考察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頗為流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或“第三條道路”的現實政治影響。筆者先是將其轉換成社會民主黨選舉結果與其政治意識形態(tài)更新（社會民主主義化）之間的變量關系，然后選擇了西歐主要國家英國、法國和德國作為代表性實例，即考察西歐各國社會民主黨的選舉政治表現是否與其意識形態(tài)革新之間存在關聯(lián)，因而成為一個可以操作的研究任務。也就是說，這樣一個選題確定過程也就決定了該書的大致寫作框架。

因而，無論對于篇幅相對較長的博士、碩士學位論文而言，還是對于一篇萬字左右的學術論文來說，選題都是一項必須慎之又慎對待的工作，值得付出充足的時間與努力。正如筆者已指出的，一旦選題確立（無論成功與否），一篇論文的結構也將隨之確定。更為重要的是，論文成文后的修改往往只是結構微調與文辭修飾意義上的，很難觸及選題設計與理論分析框架層面。換句話說，那時一篇論文的學術理論水平已難以實質性改變。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討論主要是圍繞如何認識與提高學術論文的學術理論性而展開的，而且更多是局限于筆者自身的一些感悟與經驗，既談不上任何意義上的普遍性，也難免有偏頗與偏執(zhí)之處。更何況，學術論文寫作就像學術研究本身一樣，“條條道路通羅馬”，并不存在任何絕對性的“一定之規(guī)”或“八股經”。如果本文的討論能夠使研究生同學更自覺地意識到學術理論性及其提高的重要性，筆者的目的就已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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